国务院批准的《劳动教养试行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自1982年实行以来，对我国的社会治安和政治稳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。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实施过程中，也暴露出诸多问题，主要表现在：

    一、实践中对劳动教养的对象把握不准，人为扩大劳动教养对象范围

    该《办法》规定的收容劳动教养（以下简称“劳教”）的对象主要是“家居大中城市，需要劳教的”城市人口，其次，才是“家居农村，流窜到城市、铁路沿线和大型厂矿作案，符合劳教条件的”农村人口。而我国80%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农村，实践中，有的劳教部门往往忽视对家居农村的必须是“窜到城市、铁路沿线和大型厂矿作案”这一前提条件，而只注重考虑符合《办法》第十条规定的六种情形，结果造成将许多不符合劳教条件的家居农村的人员被劳教，人为地扩大了劳教对象的范围，增加了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案件的数量。

    二、实践中，对劳教条件把握不准，人为放宽劳教条件

    由于该《办法》第十条规定的劳教条件的六种情形，与《治安管理处罚条例》（以下简称《条例》）第三章“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和处罚”中的许多条款内容重复、交叉，因此，在案件的具体办理过程中，是适用《办法》还是适用《条例》，对承办人和审批领导来说都不好把握，人为放宽劳教条件，增加了公安机关和劳教部门具体执法活动的随意性。例如，对案情雷同的案件，有的适用了《办法》的有关规定，对违法者实行劳教，有的则适用了《条例》的有关规定，对违法者给予治安处罚。显然，前者的处罚程度要比后者重的多，有失于公平与公正。

    三、劳教的处罚程度在个别情况下，从某种意义上讲，比刑罚还要重，有悖于立法精神

    尽管劳教与刑罚的性质不同，但是，从限制人身自由的角度来看，在个别情况下，劳教的处罚程度比刑罚还要重。劳教的期限为1至3年，特殊情况下还可延长至4年，一般都在劳教所进行劳动；而被判处拘役、管制、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罪犯，被限制人身自由的时间比劳教还要短；从执行的场所看，被管制和被缓刑的罪犯，均放在社会上进行改造，工作、学习、生活条件比被劳教的人要好的多；从政治权利来看，根据《办法》第十九条规定，“劳教人员在劳教期间，停止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”，而“剥夺政治权利”属刑罚种类附加刑的一种，相当一部分罪犯没有被剥夺政治权利。例如，我市曾发生一起二人共同盗窃案件，主犯被判处拘役4个月，从犯因犯罪情节轻微，检察机关没有批准逮捕，但却被劳教部门批准劳教2年，送往外地执行。由此可看出，劳教的处罚程度，在个别情况下，从某种意义上讲，比刑罚还要重。根据立法精神，行政处罚程度应低于刑事处罚。因此，《办法》的立法精神值得商榷。

    四、《办法》与《行政处罚法》和《立法法》有关规定相矛盾，有待进一步修改和完善

    《行政处罚法》和《立法法》颁布实施后，《办法》与该两部法律的规定，矛盾之处显而易见。根据《办法》第二条规定，劳教是对被劳教人实行强制性教育改造的行政强制措施，从广义上讲，属于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。根据《行政处罚法》第九条和《立法法》第八条第（五）项的规定，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，只能由法律设定。而这里的“法律”指狭义上的法律，即仅指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并颁布实施的规范性文件，不包括法规和规章。而《办法》是由国务院批准实施的行政法规，与“法律”相比，属于“下位法”，执行至今已有20余年的历史。但，由于多方面的原因，该《办法》至今仍然适用。一方面，根据《立法法》的精神，下位法不得违反上位法的规定，应予以撤销，然后，变更立法主体，由全国人大或全国人大常委会重新立法。另一方面，由于《治安管理处罚条例》的颁布实施，和刑事立法的不断完善，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《办法》执行20余年后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，是否有继续存在的必要，值得研究。

    五、对劳教部门败诉的行政赔偿案件，因多方面的原因，难于执行，有损法律的严肃性，严重影响了人民法院的公信力，出现了新的社会不稳定因素

    自《行政诉讼法》实施以来，尤其是最高人民法院《关于执行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〉若干问题的解释》出台以后，劳教行为被纳入司法行政审查的范围。劳教部门作为被告的行政诉讼案件呈逐年递增的趋势，由于劳教行为自身存在的问题，劳教部门败诉的现象比较突出，由此引发的国家行政赔偿案件愈来愈多。拿我市近年来审理的此类案件为例，2001年至今共受理14件，劳教部门败诉并引起行政赔偿的达9件之多，赔偿金额达8万余元。但是，由于多方面的原因，这9起案件至今未能执行一起。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：一、不具有执行能力。各级劳教部门虽然由各级人民政府组成，但是它不属于一般意义上的行政机关。根据《国家赔偿法》第七条第三款的规定，法律、法规授权的组织在行使授予的行政权力时侵犯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，被授权的组织为赔偿义务机关。因此，把劳教部门作为赔偿义务机关应该没有异议。但是，根据《办法》的有关规定，劳教部门属于法规授权的“组织”，它没有行政机关所拥有的编制、人员、办公场所和经费，往往是利用公安机关法制部门的工作人员和办公场所开展日常工作。根据《国家赔偿费用管理办法》第七条规定，国家赔偿费用先从本单位预算经费和留归本单位使用的资金中支付，支付后向同级财政机关申请核拨。根据《国家赔偿费用管理办法》第六条的规定，国家赔偿费用，列入各级财政预算，由各级财政管理体制分级负担。但是，从我省各地情况看，把国家赔偿费用列入同级财政预算的几乎没有。由此看出，把劳教部门作为执行对象，其一没有可供执行的资金，二没有可供执行的其它财产，申请政府直接从财政资金中拨付也几乎不可能。二、重视程度不够。个别部门和领导对行政诉讼制度的重要性认识不到位，认为行政诉讼就是给政府出难题，对行政执法部门找岔子，有的甚至认为是挑拨群众闹事，影响社会稳定，把行政诉讼与社会稳定对立起来，形成了对行政审判工作的偏见。因此，对行政诉讼案件的执行工作不关心、不支持、不配合，有的甚至横加干涉，而对于因不能执行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估计不足。三、法院自身存在的问题。对此类案件的执行，从领导到干警普遍缺乏信心，一遇到困难和挫折，就怨天尤人，向党委和人大汇报的少，且力度不够，与政府及财政等部门沟通、探讨的少，没有得到真正的理解和支持。由于此类案件长时间得不到解决，申请人除经常到法院要求执行外，有的还到处告状，甚至越级上访，影响了社会的稳定。

    总之，劳教这一具体的行政行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依然存在，如何对待和解决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值得我们探讨和研究。根据外地某些经验，结合本人的粗浅体会，谈几点不成熟的意见和建议。

    一、有关机关应尽快对《办法》实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，考虑是否有保留的必要。如有必要保留，则应重新修改，避免与《条例》在适用方面造成混乱。另一方面，要考虑劳教的处罚程度，在劳教期限、政治权利的保护方面，不应高于刑罚的处罚程度。

    二、公安机关和劳教部门在具体操作过程中，要严格把握劳教对象的适用范围，严格区分劳教和治安处罚的适用条件，能用《条例》解决的案件不要用《办法》去处理，以减少此类诉讼案件的数量。

    三、劳教部门在办理次类案件时，应全面适用听证程序 。根据《行政处罚法》及《公安机关办理劳教案件规定》的立法精神 ，建议劳教部门不应局限于只对2年以上的劳教案件进行听证，凡是拟被劳教的人员都有申请听证的权利。

    四、政府在搞年度财政预算时，要按照《国家赔偿费用管理办法》的规定，列出专项资金，对劳教案件的赔偿，本着特事特办的精神，直接拨付给人民法院，由其转交申请人。

    五、人民法院在审理劳教行政案件时，应参照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庭（行他[2000]第12号）有关“答复”精神，可暂就被劳教人员实体上是否构成屡教不改的“地痞”、“流氓”、“村霸”进行审查，一般不宜以超出国务院《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》的范围而判决撤销，以减少此类赔偿案件的数量。对于进入执行程序的案件，应参照最高人民法院（法函[1993]51号）二○○三年十月十五日有关“复函”的精神执行，如果负责赔偿的行政机关暂无执行能力，应当终止执行，待终止情形消失后，恢复执行。同时，做好对申请人的说服教育和解释工作。

    六、劳教部门和人民法院应就劳教案件赔偿费用问题，向同级党委、人大多请示、多汇报，取得理解与支持，与政府多协调、多沟通，取得理解与帮助。